为他人谋利规定助部分贪官逃脱罪责 反贪法律要不要更严

　　官员收了钱，但如果无法证明其为行贿者“办了事”，算不算受贿？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可按受贿罪论处，但按照我国现行《刑法》，除非是“索贿”，必须要有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。城阳律师网隶属于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，真诚为您提供交通事故、刑事辩护、金融房产等方面的咨询服务。

　　反腐一直是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的关键词。随着反腐的深入，刑法中用于制裁贪腐官员的主要法律武器—受贿罪在现实中面临入罪门槛太高，量刑标准不合理等争议。

　　“为他人谋利”规定助部分贪官逃脱罪责

　　多年来，不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，一直有声音要求废除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这一规定，认为这成了部分贪官逃脱罪责的武器。

　　西南政法大学教授、刑法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朱建华就认为这一条件是“叠床架屋，画蛇添足”，他认为受贿罪的危害不仅在于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还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义务，他认为，只要收取贿赂不管是否为他人谋利，都构成受贿罪。

　　西南地区一名市级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的规定让“日常烧香”型的行受贿无法被纳入刑法打击范畴。“对一些为谋取长远利益而没有提出谋利要求的财物，是不是就可以收受而不构成受贿罪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。”

　　为此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相关文件解释，将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尽可能前推，而不是要求实实在在地谋取到了利益。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规定：“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、实施、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。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，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，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，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。”

　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赵学强律师表示，在实际辩护中，对被告人接受他人财物事实清楚的案件，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是首选的辩护切入点，“如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事前、事中或事后存在承诺、实际已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即做无罪或事实不清，罪名不成立的辩护。”

　　记者以受贿罪为关键词，选择刑事判决书类型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今年5月以来的裁判文书，发现共有相关裁判文书563份。其中有71起案件，辩护人对部分或者全部指控以“没有为他人谋利”作为辩护理由。

　　重庆一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的检察官告诉记者，实践中不乏有行受贿双方不提具体请托、承诺事项，仅是“心知肚明”的情况。如此，在没有收集到签字、打招呼等方面证据的情况下，基本上无法认定其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。

　　5000元入罪门槛要否提高？

　　受贿罪的另一入罪门槛—受贿数额，也存在高低不同的争议。

　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，5000元是受贿罪入罪的起点。近年来有观点认为，随着经济发展，这一数额已不符合实际情况，应当适当提高。

　　前述重庆基层检察员检察官就持此观点。他表示在办案实践中，发现达到5000元门槛的人不在少数。但由于金额较小，立案通常会作微罪不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，但不立案，又面临承担办案不力、放纵犯罪的责任。

　　朱建华则担心取消具体数额标准后，受贿罪成立标准会无限制提高。他认为，5000元标准如果得到严格执行，社会大致能够接受，需要防止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标准之外，再放大尺码。

　　在2004年时，黑龙江绥化马德案发，涉及官员260多人。由于涉案人数众多，当时绥化市委提出“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”的措施，遭到了广泛的诟病。赵学强律师就认为这种在执行立案侦查标准上的不统一，在有形和无形中提高了查处受贿犯罪的门槛，放纵了犯罪。

　　刘明祥也认为打击犯罪并非处罚越重越好，而是有罪就必定受到处罚。“只要有受贿，哪怕没有到那个标准，也要进行降职、降级的行政处罚。”他表示受贿的人多，查处的人少才是受贿泛滥的原因，“如果能够形成非常健全的反腐制度和机制，做到有罪必罚，大家就都不敢犯罪了。”

　　受贿罪量刑严重不平衡，受贿10万和100万都可判10年左右

　　除入罪门槛外，量刑标准也亟待修改。根据现行刑法，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，就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

　　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，不少受贿百万的案件大多量刑在10年左右，加上退赃和立功等因素，量刑可以低至十年以下。城阳律师网隶属于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，真诚为您提供交通事故、刑事辩护、金融房产等方面的咨询服务。

　　“受贿100万，也是10年，这样受贿10万和100万几乎没有差别，这个也是不合理的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明祥表示，现在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不平衡和不合理问题，数额差距远大于量刑差距。

　　刘明祥建议，刑法修订最好不再明确规定数额标准，而是分几个档次规定数额较大处多少年、巨大的多少年、特别巨大的多少年。再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数额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就曾在今年两会上提出这一建议。